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献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的，那时的中国，正是铁马金 戈、国威远播的盛世。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富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它只作为治病救人的一味良药，仅此而已。由唐至明 的600余年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人人都有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迷漫 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正是在这种追求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从此，吃鸦片由贵族传到了民间、由宫廷传遍了全国，社会上 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

　　清中叶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也由于鸦片吸食法传到了中国，吸毒 风气更加泛澜，吸食者增加到200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与贸易的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随着中国的失败，鸦片如潮水般涌入中国，被称 为"洋烟"的外国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到了20世纪 初叶，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毒人口最多，尤其严重的是，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 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结点，也是清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会的肌体，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 一，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毒害民众，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民不聊生。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 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

　　在那个时代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与黄金同价，鸦片可充当一 般等价物，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 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在百年年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人民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成为中国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