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石器时代，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就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 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六、七世纪传入中国。早期，人们把罂粟视为一种治疗疾病的药品，只进行少量的种植与生产。作为一种药品，它被历代 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但在具有医疗使用价值的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麻醉、积蓄毒素乃至造成依赖的作用。

　　让我们重温一下史籍关 于鸦片的记载：“鸦片由罂粟之汁液提炼制成，原来产于小亚细亚一带、印度等地。17、18世纪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从土耳其运到中国，数量不多。 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逐渐增加……1838年至1839年，由印度孟加拉输往中国的鸦片就达14642箱……”

　　大量鸦片输入中国，1821年至1840年，中国白银外流有一亿两以上，每年平均流出白银500万两，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0%。鸦片摧残了人 们的精神和体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萎缩，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 库……”

　　鸿胜寺卿黄爵滋在1838年6月2日的《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中说道：“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著名的禁烟大臣林则徐也忧心忡忡地说过：“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他们的担心不幸成为了现实，腐朽的清王朝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外交，一次次地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驱使中国人民走入苦难的深渊。

　　到了民国时代，虽然也明文规定并煞有介事般地禁烟，但收效甚微。一是政权腐败，导致许多机构形同虚设；二是地区经济不发达，缺医少药又加上愚昧，精神无聊，因而把鸦片当成寻求精神解脱、刺激麻痹神经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可以从云南几本县志的记载中找到类似的例证：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第185页中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江城种植罂粟从未间断过，但鸦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走私，从越南、老挝输入，大量 运销内地。有关资料表明，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老挝发动农民种植鸦片，并设立经营鸦片的公司，发动收买中国边境奸商，成群结 伙，聚集枪支，武装护送，大量贩运鸦片入境。走私最盛时期，每年取道江城输入鸦片约5万两以上。历任县长和军警头目多以缉获烟土而大发其财。在官吏、军 警、土豪、商人、农民等各阶层中，吸食鸦片者甚为普遍。江城勋烈街过去是有名的烟资市场。县城的十多家大小商店几乎都以做鸦片买卖为主。据民国三十三年一 月的统计，这个人口仅一千多的小城镇里，开设烟馆的有八家、熬卖熟烟的有两家。抗日战争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鸦片公开上市交易，每逢赶街天，摆 摊做鸦片生意者在二十家以上，市场上的鸦片交易占整个商业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左右，一两鸦片值银元十元。”

　　这样的记载还远不止江城一地，位于云贵交界处的富源县与大理州的巍山县，也都有有关鸦片的类似记录：“民国的县、乡长借销售戒烟膏而赚钱，而此烟膏根本不能戒断大烟痛。有权势者以吸食烟毒为荣，一杆大烟价值二千多银元。”

　　富源县志载：“富源县种植鸦片，贩卖毒品历史悠久，广大群众深受其害。民国时期，当局虽有禁止，实为明禁暗不禁，种植、贩卖活动较为突出，且大部分毒品 均握在官吏、地霸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禁烟的指示。富源县坚决 贯彻执行。从当年七月开始开展禁烟禁毒工作……经过这三次集中查禁和经常性工作，烟毒活动基本上得到禁止。’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 坏，少数人的吸毒、贩毒活动有所抬头，民间私种罂粟现象，在极个别边远结合部山区时有发生。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由于国外毒品渗透，贩毒活 动又死灰复燃。”

　　容易被忽视或遗忘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也在其他国家播撒罂粟种子，利用“西南丝绸之路”向中国西南边疆乃至广大的内地推销毒品，使得“祸水北流”。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扩大东南亚等国与中国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而是要在牟取暴利的同时，摧残中国人民的体质和意志。

　　英国自1852年第二次攻占缅甸后，就诱迫缅甸人民大规模种植罂粟，并把种植（罂粟）的技术和加工（鸦片）、吸食方法传入缅甸。缅甸东北部的掸邦、克钦 邦和克耶邦，由于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一跃而成为罂粟（鸦片）生产的基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就这样主宰了缅甸的毒品生产、加工与贩运销 售，建立了中南半岛上的第一个“鸦片三国”。此后的大麻、古柯与麻黄等毒品作物也在缅甸生长、繁殖，加工成各种毒品贩销。很快，也波及到了老挝一侧，南 塔、波乔（原名会晒）这两个省的苗、瑶、拉祜及哈尼等山地民族也引种罂粟，将它的提取物（即鸦片）作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1893年法国入侵并占领老挝后，大规模的种植与贸易才开始兴起。法国殖民者是紧跟英国之后传播毒种的第二个元凶。它在吞并老挝之后，很快就把老挝北部 （北纬18°以上地区）作为基地，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南塔、川扩、丰沙里、桑怒以及琅勃拉等省的山民聚居区传授技术、发放罂粟种子；从“金三角”地区迁 徙而来的苗、瑶等族山民也带去大量罂粟种子和耕作技术，这样，老挝就成为继缅甸之后出现的第二个毒品生产国，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居第二位。

　　英国殖民者勾结上司头人，既收取当地居民鸦片生产与销售费，又收取外来商人的经营税与保护税。法国殖民者则更有过之，不但有按株数征收的株税，还有按出 售数量征收的销售税、手续费（规定烟农必须向法国设于各地的收购站出售）。据统计，法国在老挝实行的税目高达100多种，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法国掠夺印度支那的财富，一半以上都来自鸦片贸易。

　　泰国北部山区也是“金三角”的一部分，清莱与清迈两省就在范围之内。这里的毒种也是由英国殖民者传播与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最先进行收购与贩销毒品的也是英 国商人。1955年前，泰国的毒品贩销、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都是合法的，由于边界地区山民不受国界约束，加上国民党残部与邻近各国贩毒集团的活动，泰北地 区毒品的种植和加工，出现繁荣景象。50-6O年代鸦片最高年产量曾达到180吨，位居东南亚第三。7O年代起，在联合国的资助下组建了国际肃毒组织，泰 国政府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缉毒行动，还实施了毒品作物的控制和改植计划。泰国已成为“全球扫毒战略试点国家”与“国际肃毒运动的主要对象国”之一。

　　1954年法国势力撤出老挝后，美国新殖民者填补了空缺，在军事援助顾问团与中央情报局的直接插手下，收买苗族武装团伙，建立“特种部队”，装备先进的 武器与直升飞机，用于毒品贩运。还纵容王国政府军队进行毒品收购、贩运、加工与销售活动。在老挝、越南的部分美国军人也变成了毒品的吸食者与走私犯。可以 看出：无论是老殖民者还是新殖民者，无一不是传播、扩散毒种的“毒贩子”。

　　毒品肆虐全球，在全世界范围内泛滥，已经成为各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沙特《中东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贩毒和吸毒问题是世界性的瘟疫，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逃脱。”

　　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最坚决的国家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吸毒者约为200O万，以当时人口总数为5亿计，平均每2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解放后由 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禁绝了毒品的犯罪活动，1958年成为举世闻名的“无毒国”。可是，曾几何 时，沉渣泛起，目前，海洛因仍是我国消费的主流毒品，全国现有海洛因吸食人员70万，占吸毒人员总数的78.3%。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农民和无业闲 散人员分别占69.3%、30%和51.7%。滥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人数趋于稳定，连续三年基本保持在70万左右。但滥用新型毒品问题正呈不断扩大蔓延之 势。辽宁、吉林、黑龙江吸食新型毒品人数已超过传统毒品人数，歌舞娱乐场所已成为新型毒品蔓延的温床。滥用新型毒品种类增多，冰毒、摇头丸、氯胺酮及安钠 咖、三唑仑等在部分地区均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

　　根据有关专家的估算，如果按每个吸毒者年消耗量12O克（即日吸量为O.3 克）计算，全国年毒品消耗量可能已突破百吨大关，而且其中的大部分是精制毒品海洛因。以最保守的价格来估算，瘾君子每年消费高达千亿元以上，更不用说由于 贩毒吸毒所引发的各种犯罪案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影响。

　　有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全世界的“瘾君子”共约600O万人（包括隐性吸毒人员在内则在2亿人以上），其中至少有500万人注射毒品。毒品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它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民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已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健康发展的一个毒瘤。